在人文中要合理限制逻辑思辩的方法和文献研究的方法 在人文的科学活动中，逻辑思辨的方法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十分盛行，抽象晦涩，莫衷一是。哲学更是如此，以致哲学经常陷入终结的危机。我认为人文中应该充分注意抽象思维的局限性和逻辑的不连续性。纠正人文中过度繁盛的思辩，应该用自然科学中集中体现出来的实证方法来补充。 （1）抽象思维的局限性。爱因斯坦说：世界是那么简单，以至没有人能够想象到它。爱因斯坦远离实验室，是抽象思维的大家，但是他的成就是建立在当时的实验材料之上的。抽象思维所赖的语言有不确定性，任何人的思想都需要别人解释，每个人都自认为自己表达得十分清楚，恰恰相反，最清楚的地方往往是歧义丛生的地方。一定程度上，思想是不可传达的，所被传达的只不过是听者的意思而已。就连马克思在世时都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说他从《共产党宣言》中只读到了几个字：阶级斗争。但今天人们又读到了什么了？却读到了“一种生产关系在它所包含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体现了对生产力的重视。现在又读到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可见语言作为思维的家，夸大地说，几乎是这样一种情况：它是没有主人的，来来往往者几乎都是贼而已。因此概念的推演和文献的研究应该注意联系实际。 （2）逻辑的不连续性。在形式逻辑的运用中，即使起点是正确的，即三段论的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是正确的，再加上正确的推理过程，那么得出的结论也不一定正确。“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哲学故事就可以说明这个道理。我认为，对一个复杂问题，不能从一个正确的结论试图推导出正确的结论，而且推导的步骤越多，那么逻辑的失真程度可能越大，甚至可以得出很荒唐的结论。也就是说，如果想保证正确的前提不走向错误的推论，那么用形式逻辑的步骤不能太多，只能用有限次数的步骤。也就是说对形式逻辑的运用要限制或克制。而且在形式逻辑的推理过程中，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正确和错误的界限。（逻辑无法从量变推导出质变，如有多少头发算秃） 3，创新的理由是什么呢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中创新精神搞得比较好，在人文中稍差一点。我认为人文应该学习自然科学中集中体现出来的创新精神。有的文献认为，是因为有新事物、新情况、新形势、新问题，所以我们应当有新认识、新观点、新措施、新理论。这样讲，不能全盘否定，但是，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请问，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日月星辰有什么本质的改变呢？盘古作为我们的祖宗，固然有点荒诞不经，那么，自从托勒密、哥白尼以来，直到阿姆斯特朗和中国的杨利伟，蓝天白云有什么异样？但是天文学却日新月异。从认识论的角度讲，认识的发展性，和认识对象无关，而只同认识能力有关，而认识能力和实践材料有关，和直观能力有关，同思辨能力有关，和活动范围有关，同认识的机遇有关。因此那个事物还是那个事物，但是如果人类的那个知识还是那个知识，就成为笑话了。当代人文的创新必须学习自然科学中的精神，应当无条件的创新，而少一些条条框框，从而打开长久以来的盲点，注重对那些相对永恒的事物即所谓“旧事物”作全新的研究。这样才能使得科学研究的对象完整，而不回避研究对象，才能使科学进步成为可能。否则我们专注于新事物，忽视或不承认对“旧事物”的研究，首先在研究对象上就“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策略上已经基本失败了，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创新。 二，科学主义不是科学精神 １，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本来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主要方向。科学主义是指对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的迷信，或者是具有迷信本质的科学崇拜。他迷信的对象是，（1）科学万能，（2）科学原理，（3）科学范式，（4）技术官僚制、科技意识形态。科学主义有机械论倾向，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范式、方法以及理论模式。科学精神是积极的，但是科学主义却消极作用极大。科学主义企图代替伦理学、哲学、政治学等，甚至企图代替宗教。科学主义并不能解决当前的一切问题，因而代替人文，只能造成人类文明的简单化。科学主义的极端典型是社会进化论。社会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中应该实行动物界盛行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科学主义在我国也有顽固的影响。杨春时认为，自洋务运动以来，西学东渐，近现代科学传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科学、民主的旗帜，建立了科学主义的权威。历史之谜是，五四以后，为什么在科学主义的霸权下，科学精神反而失落。特别是建国以来，“左”的思潮泛滥，现代迷信盛行，实事求是精神泯灭，导致像“大跃进”、“文革”那样的惨剧。[3]（P83） 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个典型，一是以欧基里德几何为代表的逻辑演绎方法，二是以伽利略物理学为代表的实验分析方法。（现实中我们几乎就是用这两条来判断什么是“科学”）前者逻辑方法到了极端就是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唯理论，它演变成了思辩的方法，用逻辑做阶梯，淋漓尽致的上演了当代的白马非马的诡辩，以至哲学等人文学科在当代经常成为人们讥笑的对象。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唯理论就是基础主义、元叙事等。后者分析方法到了极端就是西方近现代流行的阶级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习惯思维的作用，所起到的消极作用，也几乎毁掉了中国。 ２，科技意识形态 有的学者认为，科技意识形态是当代政治寻求政治合法性的一种普遍做法，即根据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生产力在社会存在中的地位，根据“科技是生产力的核心”的原则，以生产力的发展来组织社会，进而以科技的原则组织社会，并且以科技工作者的力量去组织社会，以他们组成社会各种权利核心，包括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而经济领域的权力核心更是不必怀疑。科技意识形态有进步性，反映了唯物史观在各种社会形态中的影响，但是也有忽视人文建设的倾向。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不仅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成了第一生产力，而且它还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承担了意识形态的职能。在中国，科技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技术官僚主义，技术科层制。科层制和官僚在英文中都是bureau。同过去相比，这是很大的进步。因为我们国家曾经实行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但同社会的需要相比，科技意识形态也有缺陷，因为人的问题应当注重由人文社会科学及其活动来解决。 三，实证的方法与解释的方法在人文中的划界 1，实证的方法 实证的方法主要有实验的方法。在人文方面，实验的方法也应该尽力利用，比如动物社会学，动物心理学，实验的方法就很成功，这些方法可以直接给相关的人文科学提供借鉴，研究成果可以给相关的人文科学提供坚实基础。与实验的方法相并列的数量分析的方法在人文中运用意义也很大，比如现在的政治，在文明程度高的国家，对统计学颇为依赖，即使在政治活动中也使用数量方法。可以说，在现代政治中如果没有数量方法，很容易把国家导入万丈深渊。 2，解释的方法 解释的方法是指，对那些不可观察其本体的研究对象，可以在观察其有关现象的基础上，建构一个理论，或者提出一个假设，然后按照理论来设计实践方案，如果在实践中取得进步，那么就认为对象的存在是合理的，或者认为观念有正确性。这或许是实验和实践的区别。实验要求直接看到研究对象的存在，以及它的存在本体，而实践不要求，实践所依据的对象可能还不被当时的认识能力所直接观察到，也就是他还可能指是纯粹的自在物。也就是说解释的方法，固然可以不要求实验，但是应该结合实践。不要求用实验给予它精确性，但是必须用实践来证明它的存在。 3，实事求是的方法就是解释的方法 在实事求是的方法中，不包括实验的方法，这是我国实事求是思想的局限，因此在自然科学中谈实事求是，会迂阔和离题太远。但是在人文中最需要实事求事的方法。只要从实际存在的现象出发，就可以做到实事求是。因此它是一种解释的方法。而且实事求是，只要求从事物的现象出发，而不要求直观到事物的本体，或者自在之物。自在之物只是根据现象做出的理解，或解释。在科学研究中，构思十分重要。但是构思应该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即构思必须以一定的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只能在人文社会科学和人文活动中使用。在自然科学中，应该直接用实证的方法。只有在人文中由于主体的作用，由于复杂性的作用，以及由于系统性的作用，对某些研究对象不能做实验，于是只能用实践的方法，和解释的方法，也即实事求是的方法。这种方法也是一种比较宽容和灵活的方法。 四，后现代科学精神是针对人文迷信的良药 1，后现代主义就是“非理性”和非逻辑中心主义 后现代主义中心思想就是反对旧理性。后现代主义对所谓的理性深恶痛绝。福柯说，“在我看来，没有比理性更没用的了。”[5]夏威夷大学的华裔美国学者郑学礼说：逻辑其实是最不符合事实的。利奥塔认为“科学知识习惯上求助于能够执行一元功能的、连贯的元话语来谋求自身的合法性。如果发现了这样一个元话语,就可以把知识的所有形式通过一种大叙事表现出来。这是现代主义的梦想。”[6]（P68）注意这里所谓的连贯就是指用逻辑为手段。德留兹把多元论视为哲学的最大成就。我认为任何一种元话语都有弊病。黑格尔说哲学没有前提，难道具体科学就有前提吗？人类要得到科学认识，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元话语。只要人类实事求是，都可以找到真理。 2，利奥塔的谬误推理 利奥塔主张的“谬误推理”（paralogy）也很有启蒙价值。他认为知识不应该由一个标准的模式和结论，而应该允许相互矛盾的观点存在。他还认为承认“谬误推理”还可以带来一种崇尚公正的后现代政治局面。[7]（P75）我认为中国人历来讲“自圆其说”，其实这不过是文法概念，而不因该是逻辑理念。事实上，思想在文法上应该做到自圆其说，但是在逻辑性上和客观性上都永远做不到绝对。当然在文法上是否能够做到绝对的自圆其说，也值得研究。在当代高度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创新成为了宗旨，但是怎么才能创新呢？我觉得必须对人们重新启蒙，使得每个人都有自由思想的能力和欲望。而后现代主义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论，他反对一切束缚，反对一切对自由思想有阻碍的观点，甚至反对共识（这个观点最让人震撼，这提醒我们，也许真理就是要用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矛盾的观点来表述的，就像任何事务至少存在“阴”“阳”两种状态。而我们现在都太强调共识了，生怕有异样的声音出现）。这在政治领域固然不适合，但是在学术领域值得研究。利奥塔认为共识的观点必然会对异质话语进行压制,最终导致恐怖主义。结合批判哈贝马斯的“共识”观点，利奥塔指出，社会知识的语用学比科学知识的语用学要更加复杂，在他看来,哈贝马斯通过讨论达成共识的观点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讨论的目的不是共识,而是“谬误推理”。[7]（P52）如果这种理念早些流行于世界，世界上的人文领域不是能少许多悲剧吗？ 科技和人文的差异不足以否认科学精神的共享，同时，二者的差异不容忽视，在人文中应该有独立的科学精神，从而发展人文科学精神。在当代科技和人文的分野加大，人文主义思潮更是方兴未艾，人文科学精神的兴起更加成为迫切需要。适应人文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都丰富起来的时候，人文社会科学及其活动才能更加科学。 | 
难倒就是传说中的“中庸哲学”？取“中式模糊哲学”与“西方精确理论”各家所长。